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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长华:金末状元、汪氏集团文人圈中的王鹗
来源:定西新闻网 作者:王长华 2019-03-04 10:46

鸷鸟累百 不如一鹗

——金末状元、汪氏集团文人圈中的王鹗

己未(1259)年六月二十一日,时任巩昌便宜都总帅的汪德臣病逝于南征四川的军营中,享年三十有八。

这一年,距离忽必烈登上皇位只有一年。

丁卯(1267)年,汪德臣之子汪惟正,承袭巩昌便宜都总帅一职,专门修书一封,不远千里,拿着汪德臣门下之士潘珍所作的行状,恳求当朝著名文学之士王鹗,为其父撰写墓志铭。

王鹗回忆道:

我于中统二年(1261)入职翰林院,奉旨为义武(汪世显)、忠烈(汪德臣)起草追谥文书,全面知晓两位汪公的忠义事迹。其实早在中统五年(甲子年,即公元1264年),我就在上都认识了今帅汪惟正。今天,他特来拜谢,并且以撰写碑铭一事嘱托于我,实乃义不容辞,我答应了。于是,根据行状所记载的事迹而作了碑铭。

由此可见,王鹗与汪氏家族的关系非同一般。

王鹗的事迹见于《元史》和《元朝名臣事略》,而后者的史料价值向为学者所公认,其书所收录之人的事迹均辑于有关人的碑铭、墓志、行状、家传及时人文集和其他记载,全书引文达一百二十三篇,都是第一手资料,有不少篇章就靠本书得以保存,如本文所述的元初著名文人王鹗、王磐、徐世隆、阎复、元明善、李谦等人的文集今已不存,他们的不少名篇即只见于本书。

元代文学家王守诚在《元朝名臣事略·跋》中分析元初名臣多出的原因时说:“故世祖之用人,不以异域之臣为疑,亡国之俘为贱,拔于卒伍,聘于韦布(韦带布衣,古指未仕者或平民的寒素服装;借指寒素之士,平民),皆能佐一王之业,辅万世之基,致治之规,上轶隆古,何其宏远哉。”

而王鹗本人,则为金正大元年(公元1224年)状元,可谓“异域之臣”;金国首都蔡州被攻陷,王鹗将要被杀之时,被人搭救,才幸免于一死,诚所谓“亡国之俘”。

而就是这样一位“异域之臣”和“亡国之俘”,在元世祖忽必烈的重用下,“在翰林十余年,凡大诰命大典册皆出公手,以文章魁海内”,“佐一王之业,辅万世之基”,人们在敬佩元世祖忽必烈的器识“宏远”的同时,更感到王鹗的“幸运”!

 

王鹗深得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和赏识

 

王鹗深得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和赏识

进士及第  乱世流离

王鹗字百一,曹州东明(今山东省东明县,菏泽县西)人。王鹗的曾祖名叫王成,祖父名王立,父亲为王琛。王鹗刚出生时,有一只大鸟飞来栖息于庭园之中,且鸣叫不已。乡贤张奫(yun水深广的样子)先生素称博物多识,他对人说:“这是鹗鸟啊,这个小儿今后必有大名,当居百人之一!”就为之取名鹗,字百一,这是取《史记》中的典故“鸷鸟累百,不如一鹗”之义。后来,王鹗进士及第,果然超拔于百人之上。王鹗自幼就聪慧异常,且悟性极高,每日能够背诵千馀言,长大后,尤其工于词赋。

金正大元年(公元1224年),王鹗赴京应考,中进士第一甲第一人出身,也就是说中了状元,被朝廷授予应奉翰林文字一职。这个官职是在金代开始设置的,属于翰林学士院,员额二十四人,汉人、女真人、契丹人并用,其中汉人十人,女真、契丹各七人,掌文词之事。元承金制,于翰林兼国史院置应奉翰林文字,于蒙古翰林院置应奉,职掌与金应奉翰林文字相同。

正大六年(公元1229年),王鹗被授予归德府判官一职,并行亳州城父县令。到任之后,他建立政教律令,着力端正风俗,时间不长,就政绩斐然,官吏畏惧但人民乐业。肃政廉访司将其治理地方的政绩上奏于朝廷。

七年(公元1230年),又改同知申州(申州,古地名,北周设置,治所在今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)事,并行蔡州汝阳县令,后因其母去世而丁忧回家。

天兴三年(公元1234年),金朝末代君主完颜守绪迁都于蔡州,诏命尚书省行文,命令恒山公武仙进兵以抵御蒙古大军。完颜守绪看到尚书省颁行的文书后,非常欣赏,就问这是谁写的?尚书省右丞完颜仲德说:“这是之前任职翰林应奉的王鹗所作。”皇帝又问:“就是朕刚刚即位时中了状元的那个人?”王鹗因母丧而辞官守制,期虽未满,但时世艰难,皇帝诏命,应奉召任职,于是立即召见,授予其尚书省右司都事一职,后升为左右司郎中,右司员外郎兼翰林修撰。皇帝见王鹗上书言事深中时病,为擢用王鹗太晚感到惋惜。

这一年,蔡州城被蒙古军队攻陷,王鹗连同其他文武官员被俘,将要被杀之时,蒙军万户(金初设置,为世袭军职)张柔早就听说过王鹗的大名,急忙将他救了下来,并派车将他接回,在保州(州县治所,在今河北保定市)特意安排馆舍,将王鹗安顿下来。

在保州的这十余年,王鹗深居简出,韬光养晦,以为这样的生活将会持续终身。

尊师重道  实由公启

忽必烈尚为太子之时,就喜欢访求寻问前代帝王的事迹和作为,他听说唐太宗李世民还是秦王之时,就广泛地延揽四方文采超群和学问深厚之士,讲经论道,探讨治理天下的道理。在其治下,天下果然成为太平盛世,忽必烈非常喜爱唐太宗而油然生出一种钦慕,时常想仿效唐太宗的作为。

甲辰年(公元1244年),忽必烈派遣时任平章政事的赵璧、礼部尚书许国祯,专程到保州,以庄重的方式聘请王鹗。但王鹗认为,自己是亡国累臣(古时被拘囚于异国的官吏对所在国家的自称),从臣子的道义出发,不能再出来做官,且以患有疾病为理由推辞了很长时间,但最终还是被忽必烈几次三番的诚心所感动,终于答应出来做官。

到了都城,忽必烈一见他非常高兴,连忙赐坐,称呼“状元”而不叫王鹗的名字,并朝夕接见,询问对答的事情很多,如《孝经》《尚书》《易经》,以及修身齐家治国之道,古今事理和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等等,每次问答直到半夜之后,才会休息。忽必烈被其渊博的学识所打动,对王鹗说:“我今日虽然还不能马上付诸实施您提出的治国方略,但怎知它日不能身体力行呢!”

这年年终,王鹗请求还家,忽必烈给他赏赐了名马,还命令近侍阔阔、柴祯等五人跟从着王鹗,向他学习。接着又让他徙居于大都,并赏赐了一所宅第。

王鹗蒙召,将要北行之时,故友马云汉将孔子的画像赠送给他。到达漠北朝廷后,适值秋丁之日,这是农历八月的第一个丁日,是历代留传下来的祭祀孔子的日子。王鹗上奏朝廷说,宜行释奠礼,这是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,属于“三礼”中的“君师”之礼。忽必烈非常高兴,就命他主办这件事。王鹗亲自撰写祭祀文稿,并且庄严隆重地举行三献礼(古代聘礼及祭祀典礼,奠酒仪式分初献、亚献、终献,合称三献),礼毕,将祭祀用的牲肉进献于皇帝。皇上享用了供神的酒肉,以求神赐福,并将其余的分赠给左右大臣。从这次祭孔的仪式当中,可见王鹗对于儒家文化的崇敬。从此以后,每年的春秋二季,祭孔仪式成为常规。以致后人说,元代君主之所以尊师重道的原因,实际上是由王鹗开启的。

丙午(公元1246年)年春正月辛卯朔日,按照惯例,忽必烈应该接受百官的朝贺,但这天正巧有日食发生。他询问王鹗,是否应该正常举行百官朝贺之礼?王鹗以北宋名相富弼劝谏宋神宗畏惧上天警戒的故事应对,忽必烈这才决定罢宴撤乐,第二天再接受百官朝贺。

忽必烈将王鹗挽留在漠北二年,又担心他年迈,不忍让其再次经受冬天的寒冷,于是召来王鹗对他说:“我想派人送先生南归,不知先生有什么要求?”王鹗回答说:“微臣本来就是一介闲人,误蒙殿下的宠幸召见,待遇如此之厚,也算是万幸,哪里还有什么要求呢。但愿我王亲近贤良、乐于为善之心,有增无减,这就是微臣接受的最大的赏赐!”

庚戌(公元1250年)春,宪宗蒙哥大汗派遣时任参知政事的李舜咨,以安车(古代可以坐乘的小车。古车立乘,此为坐乘,故称安车。供年老的高级官员及贵妇人乘用。高官告老还乡或徵召有重望的人,往往赐乘安车。安车多用一马,礼尊者则用四马)来征召王鹗。王鹗和玉峰、魏璠同时应召,皇帝向他们询问军国大计,几人的言辞应对都符合上意,皇帝准备委以重任处理政务,但王鹗却竭力辞谢,请求回家。

 

王鹗为元代典章制度的确立立下了大功

 

王鹗为元代典章制度的确立立下了大功

史册烂然  号称文治

忽必烈登基后,特授王鹗翰林学士承旨。

这个官职是从唐朝时期设置的。唐玄宗时设翰林学士院,设翰林学士六员。肃宗至德宗年间,从中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,独承密命。唐宪宗正式常设翰林学士承旨,为翰林学士之长,职权尤重,多至宰相,然犹为职衔,例由他官兼任。此后,翰林学士承旨作为翰林学士的首领,不是单纯起草诏令,而是在禁中职掌机密,是唐朝实际上的宰相,被称为“内相”。

王鹗任翰林学士承旨后,但凡朝廷发布的政务诰命和律令典章,都由他来审核裁定,足见世祖忽必烈对他的信任。

至元元年(1264年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),王鹗加官为资善大夫,为正二品官员。

王鹗上奏道:“唐太宗刚刚平定天下,就设置弘文馆,延揽学士十八人;宋太宗继承太祖开创的基业后,也设立内外学士院,使圣朝事迹,昭彰于史册,光明盛大,号称文治。难道我堂堂国朝,就没有和唐、宋一样的英才吗!”世祖听从了他的建议,设立翰林国史院。

当初,王鹗在忽必烈藩王府邸效命之时,就多次建议修史之事,曾经推举杨奂、元好问、李冶,让他们执笔。如今,王鹗再次重申之前的请求,设立翰林国史院。而此时元好问、杨奂已经去世,又推举李冶及李昶、王磐、徐世隆、徒单公履、郝经、高鸣为学士,杨恕、孟攀麟为待制,王恽、雷膺为修撰,周砥、胡祗遹、孟祺、阎复、刘元为应奉。凡是金朝遗老,以及当时的硕学鸿儒,都搜罗殆尽。

王鹗又说:“学校废除的时间太久,无以培养人才。应该选拔博学多闻之士,主持各路学校,严加教诲,以备他日选用。”皇上也采纳了他的奏议,在全国十道设立了提举学校官。

王鹗还上奏说:“自古以来,帝王们为政的得失兴废,事情源流始末清清楚楚,可以考证,是因为有国史存在。我们国家以神勇武力平定四方,大军所到之处,无不臣属,这都是因为太祖皇帝的雄才大略和英明果断所致,如果不乘时间不远而记录下来,窃以为,恐怕会因时间太长而渐渐地被遗忘。《金实录》还存世,其中可资借鉴的善政很多;《辽史》散逸了,还没有找寻完备。宁可亡人之国,不可亡人之史。如果不立史馆,后世之人会不知有今日之事。应该设置国史馆,编纂国朝实录。”忽必烈非常重视他的这一建议,诏命设立国史馆,编修《国朝实录》,并附修辽、金二史。

在翰林院诸位老臣中,王鹗的年纪最大,学问最渊博,言语最刚直,且切中时弊,比如为政的优缺点,一件事可为不可为,一个人的贤良还是不肖,都放言敢论,无所顾忌。另外,王鹗还作为当时的文坛盟主,在弘扬儒道,奖掖后学,推荐人才,设置机构,严明法度,制定典章方面,都提出了一系列革新措施,使朝政面貌焕然一新。

 

王鹗著作《汝南遗事》

 

王鹗著作《汝南遗事》

愤然掷笔  屡进嘉言

朝廷中的谏官上奏说,宰相和执政官任非其人,忽必烈诏命儒臣廷议,谁人可任宰相。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本是一个奸诈机巧,阿谀奉承之徒,想乘此机会窃取相位,臣僚中也有帮助他的人,众臣都知道此人不是宰相的适当人选,但都不敢说。王鹗见此情形,十分愤激,掷笔于地说:“我现在已到了衰老之年,无以报国,如果推举此人为宰相,我是不甘心做这个驴尾巴的。”说罢,振袖而起,阿合马想做宰相的如意算盘也就此落空。

至元五年春(1268年),王鹗的身体染有微疾,就向朝廷请求退休,世祖忽必烈诏命有关部门,每年给付俸禄,一直到其终老,朝廷遇有大事,则派遣大臣上门询问。

至元十年(公元1273年)八月,王鹗去世,享年八十四岁。忽必烈听闻消息后,为之嗟叹而悲悼不已,并询问其临终之时有何言语。左右回答说,王鹗临终时嘱咐,不要用佛、道之徒为其治丧,更不要用冥钱。王鹗健康时,曾经说:“世俗之人都以病重时的言语作为遗嘱,那时正当人的神思昏乱之时,其言语不是可以听从的。”因此,他从七十岁以来,就手写遗嘱,每年一修改,预先作为告诫子嗣的纲纪,使他们在治理后事时有所遵守,比如不用佛老之徒、不用冥钱,就是他清醒时所留的遗嘱。

至元十五年(公元1278年)秋九月,翰林承旨和鲁忽孙、前中书左丞张文谦上奏说:“前金状元王鹗,是陛下当年作为藩王时的故旧,他屡进嘉言,善于谋划,对于国家多有裨益。今其虽亡,根据国家典礼,应该有所封谥。”元世祖忽必烈下诏,特赠谥号为“文康”。

王鹗性格乐观,平易近人,毫无城府,人品高尚,超越众人。尤爱交游,喜好施舍,家中藏有按照宫廷酿造法制成的美酒,遇有客到,必留就饮,谈笑终日,而气度不减。在翰林院十余年,但凡朝廷颁布的大诰命、大典册,都出于其手。王鹗虽然以文章闻名海内,但从来不谈文章之事,其为文章不事雕饰,他曾经对门生说:“分析文章,辨析文句,这是生员读经和追求功名的举子的主业,如果要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,这就远远不够了。因此,研究学问,应当以穷究事理为先。”因此,王鹗获得了当时学者的一致称颂,都以其为师,且十分尊敬,如中书左丞阔阔子清、右三部尚书柴祯等人,都出于王鹗门下。

王鹗当年在藩王忽必烈府邸之时,曾经请求说:“大元天兵攻克蔡州后,金主自缢,奉御(官名)完颜绛山曾经将主上的遗体火焚后埋葬在汝水旁边。作为臣子,按照礼制,应当为旧日君王服丧,我请求去蔡州,安葬并祭祀旧君。”忽必烈为其大义所感动,答应了。到了汝阳,却发现墓葬之地早已为河水所淹没,寻找不到一点金哀宗亡故时的痕迹。王鹗就在附近摆设了牲品和美酒等祭品,撰成志哀文字,设立哀宗灵位,祭拜而哭。其悲恸之状,感动了蔡州之人,王鹗作为臣子的大节,于此可见一斑。

王鹗著有《论语集义》一卷,《汝南遗事》二卷,诗文四十卷,名为《应物集》。其膝下无子,就命女婿周铎的儿子周之纲继承其祭祀之事。周之纲,后来官至翰林侍讲学士。

责任编辑:李天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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